2023年1月26日,法国阿尔萨斯地区,一家精神病院,一名54岁的护士在办公室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他用一根绳子,将自己吊死在这个他再熟悉不过的空间里。
2023年1月26日,法国阿尔萨斯地区,一家精神病院,一名54岁的护士在办公室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他用一根绳子,将自己吊死在这个他再熟悉不过的空间里。
办公桌上,留下了四封遗书。没有对家人的嘱托,字字句句都指向同一个控诉:无法承受的工作量、“人力资源部门的骚扰行为”、完全缺失的支持。他称自己身处“恐惧式管理”之下,活得像个机器。
更让人唏嘘的是,这起悲剧还在延续。同一家精神病院,两年内,三名医护选择自杀。一名护生在同年5月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另一名护生,同样在这家医院,同样选择了不归路。一家医院,两年,至少三起自杀。

图:EPSAN Brumath精神病院(图源:Rue89 Strasbourg)
2025年4月,沉默被打破。19名死者家属及在职医护,联合将卫生部长、高等教育部长等三位政府高官告上法庭。诉讼文件点名了三家医院——阿尔萨斯这家精神病院只是其中之一,另外两家分别位于南部的埃罗省和巴黎西郊的伊夫林地区。诉状称,这些地方的“自杀潮”令人担忧,而案件长期被系统性忽视。
律师克里斯泰勒·马扎在镜头前说了一句话,让整个法国医疗界为之震动:“如果这是私人公司,老板早已被判刑,公司也会被关闭。”

NDTV官网截图
这起诉讼掀起了巨浪。人们终于开始正视一个被掩盖太久的事实:那些日夜守护生命的人,自己正被工作推向死亡。然而,这并非21世纪才有的悲剧。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两个世纪前,会发现同样的绝望,早已写进医者的命运。
历史的回声:
持续了数个世纪的悲剧
今天的“职业倦怠”“职场霸凌”,在18、19世纪还没有名字。但医生在自杀,这不是新鲜事。
英国基尔大学历史学家阿拉娜·汤姆金斯花了多年时间,翻遍了19世纪的验尸报告和报纸档案。她发现,1800年到1890年间,仅英国北部地区就有至少285起医生自杀的记录。在她的著作《专业化时代的医疗不幸》中,她专门用一章来讨论这些“绝望的医生”。

图:汤姆金斯教授(左)和专著《专业化时代的医疗不幸》(右)(图源:The UKAHN Bulletin、FNAC网站)
当时医生面临的压力,和今天惊人地相似:同业竞争激烈,稍有不慎就可能破产;一次医疗事故,足以让声誉毁于一旦。而那个年代没有抗生素,没有现代麻醉,医生几乎每天都在面对患者的死亡。这种压力累积到临界点,便化为悲剧。
19世纪最著名的案例,是内分泌学家托马斯·艾迪生。这位发现“艾迪生病”的医学巨匠,在伦敦盖伊医院工作了数十年。职业生涯后期,抑郁缠上了他。1860年,他退休后仅几个月,就选择结束生命。当时的报道将其归因于“脑力耗竭”——临床失败、患者死亡、学术争议,日复一日地消耗着他。
如果说艾迪生的故事是关于“过劳”,那伊格纳兹·塞麦尔维斯的遭遇,就是关于“霸凌”的早期版本。这位匈牙利产科医生发现,医生在接生前用漂白粉洗手,可以大幅降产褥热的死亡率。但他的发现被同行视为异端,遭到嘲笑、排挤、孤立。最终,他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,在院内遭受虐待,两周后去世。今天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,是职业压力和同行的系统性排斥,彻底击垮了他。

图:托马斯·艾迪生(左)和伊格纳兹·塞麦尔维斯(右)(图源:维基百科、PBS)
有意思的是,早在1850年代,英国的报纸和医学期刊就已经注意到一个现象:医生自杀似乎比普通人更常见。只是当时的人将其归因于“神经衰弱”——一个用来描述现代生活过度紧张导致精神崩溃的诊断。换句话说,他们看到了现象,却没有追问现象背后的根源。
过劳与霸凌——
20世纪至今的全球之殇
进入20世纪,医生自杀不再只是零散的个体悲剧。它开始以更密集的频率、更惊人的数字,出现在各国的新闻报道和医学研究里。
2020年4月26日,纽约长老会医院艾伦分院急诊主任洛娜·布林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疫情暴发后,她每天工作18个小时,感染新冠后只休息了一周半,就带着“未能上班的负罪感”重返岗位。她的父亲在镜头前说了一句话,让无数人落泪:“她尽力履行职责,却被工作杀了。”她曾担心求助会影响执业执照,最终选择了沉默。这起事件引发了全美关注,也催生了后来以她命名的联邦法案。

图源:星岛头条网站
但这只是冰山一角。同年,纽约布朗克斯区的林肯医院,八个月内有三名住院医师相继自杀。他们都是国际医学毕业生,持工作签证在美国受训。家属们不愿公开姓名,因为害怕影响移民身份。一位知情者说,医院内部文化“有毒”,欺凌、骚扰、功能失调,没人敢投诉。他们不敢,因为投诉意味着可能失去签证、失去工作、失去一切。
数据印证了这些悲剧的普遍性。美国每年约有300到400名医生自杀,相当于每天至少一人。女医生的自杀风险尤其高,比普通职业女性高出250%到400%。急诊科、精神科、外科,是重灾区。

ACEP官网截图
在大洋彼岸,日本的医生正被另一种方式逼向绝境。2022年,神户甲南医疗中心26岁的住院医师高岛晨伍自杀。调查显示,去世前一个月,他加班超过200小时,连续三个月没有休息。遗书里写:“生活像无意识地爬台阶,已到极限。”劳动基准监督署认定,这是“长时间劳动导致精神障碍”,属于工伤。
此前2016年,新泻市民医院37岁的实习医生木元文自杀,月加班最高达251小时,远超日本政府设定的80小时上限。她的丈夫从电子病历记录中还原了她最后的日子——几乎没有睡眠,没有休息,只有无尽的轮班。
英国的情况同样触目惊心。2023年,伯明翰伊丽莎白女王医院35岁的初级医生瓦伊什·库马尔自杀。遗书中,她把责任指向医院:“工作环境毁了我,我现在是神经崩溃的废人。”她的父亲说,女儿长期遭受“巨大的欺凌和压力”。NHS信托为此道歉,承认“需要从中吸取教训”。但数据显示,四分之一的英国初级医生在过去一年中遭遇过霸凌或骚扰。
澳大利亚也未能幸免。2017年,悉尼圣文森特医院年轻医生克洛伊·阿博特自杀。她的姐姐说:“系统压垮了她的大脑。”同期,新南威尔士州五个月内有三名年轻医生自杀,引发参议院调查。调查发现,27%到54%的初级医生曾遭遇霸凌,每周工作超过55小时的人,精神疾病和自杀意念风险翻倍。

NPR网站截图
这些案例来自不同国家,指向同一个答案:医生的高自杀率,不是个人脆弱,而是高强度工作负荷与容忍霸凌、惩罚求助的“硬扛文化”共同作用的结果。美国有“suck it up”的韧性神话,日本有“自行加班学习”的潜规则,英国有等级森严的培训体系,澳大利亚有偏远地区轮岗的孤立无援。一个把医生当作耗材的系统,正在吞噬医生自己。
艰难的救赎——
从个体韧性到系统保护
问题摆在那里,解决方案也在艰难推进。
2025年10月,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发布了一份名为“MeND”的调查报告,覆盖29个国家、9万多名医护。结果令人不寒而栗:十分之一的医生和护士在过去一年中产生过“不如死了更好”或自残的念头,这个比例是普通人群的两倍。三分之一的医护在工作中遭受过欺凌或暴力威胁,而经历过这些的人,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翻倍。报告用一句话总结了现状:“欧洲的卫生系统正面临威胁,而心理健康是这场危机的核心。”

WHO欧洲官网截图
各国开始行动。
在美国,2022年通过的《洛娜·布林医护保护法》成为全球首部专门针对医护心理健康的联邦法律。它拨款支持医院开展心理韧性培训,推动修改州执照申请中关于“心理健康史”的问题——因为太多医生不敢求助,就是怕影响执业。法案在2026年3月刚刚获得再授权,将持续到2030年。
在日本,2024年4月起强制实施的《医师工作方式改革》为医生加班设定了上限:全年不超过960小时,特殊情况下可放宽至1860小时。这直接回应了高岛晨伍们的死亡——劳动局终于可以依法认定过劳自杀为工伤,医院违规将受罚。
在英国,NHS推行了“自由发言”机制,允许医护匿名举报霸凌,医院必须调查。同时,从业者健康计划为医生提供免费、保密的心理咨询,无需经过上级。在法国,2025年的诉讼不仅让三家医院被点名,更让“道德骚扰”成为可被司法追责的罪名。VigilanS项目对自杀未遂者进行跟踪干预,被研究证实有效。
在中国,多地已提出“医护心理健康体系”,包括医院强制心理筛查、导师制减压、家庭干预。而我国台湾地区,《自杀防治法》2019年生效后,整体自杀率下降了10.1%。2025年启动的“全民心理韧性计划”投入563亿新台币,目标五年内自杀率再降5%,医护群体被列为重点。

图:美国调查显示,过多的非医疗任务和超负荷工作,是医护职业倦怠的主要原因(图源:洛娜·布林博士英雄基金会网站)
这些努力值得肯定。美国法案已惠及超过25万名医护,日本极端加班案例有所下降,法国司法诉讼打破了长期沉默。但距离“真正解决”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全球医生自杀率仍是普通人群的2到5倍。工时改革在日本遭遇“文化阻力”——医生自己也不愿准时下班,因为“病人还没看完”。反霸凌机制在英国被质疑“走过场”——举报后换来的可能是更隐蔽的排挤。求助热线在美国依然被冷落——因为“求助意味着你不够坚强”。
问题的核心在于,多数方案仍停留在“自愿”层面,而非强制;仍是“个体韧性”的补充,而非“系统保护”的重构。那句“硬扛”的潜规则,那个“求助即软弱”的耻辱感,还远没有根除。
但至少,改变已经开始。人们终于不再把医生自杀当作“个人悲剧”,而是开始追问:什么样的系统,让拯救生命的人走向死亡?
结语:负重前行,
不应以生命为代价
世卫组织那项调查里,还有一个数字常常被人忽略:尽管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,仍有四分之三的医生和三分之二的护士,在工作中感受到强烈的使命感。这就是医生这个职业的底色——他们选择穿上白大褂的那一刻,心里装着的,是别人。即便在疲惫、恐惧、甚至绝望的缝隙里,他们依然站在患者床前,履行着最初的誓言。这份坚守,值得被看见,更值得被善待。
可是,“用仁心和使命选择的职业,绝不应以牺牲从业者的健康和尊严为代价”。从法国法院的诉讼到美国国会的法案,从日本的工时改革到英国的举报机制,从世卫组织的全球调查到每一家医院里正在悄悄推行的心理支持——改变的确在发生,我们终于开始把“医生也会倒下”当作一个系统问题来面对,而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“你要坚强”。
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。一个医疗系统的强大,不仅体现在它能挽救多少生命,更体现在它如何对待那些挽救生命的人。愿每一双拯救过无数生命的手,都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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